四十多年来，我从未离开过测绘，1970年至1975年，我在农村插队，那时的我是喜欢画画的，速写本随身带，走到哪里就画到哪里。有一次，我从乡下乘轮船回城里去，船上要一个半小时。船稳，两岸景色好，我就习惯性地从衣服口袋里掏出速写本，靠在船舷边随手画了几张速写，引来一些乘客的好奇和围观。

乘客里有一位公社机电站站长（主要管农田水利灌溉），他当时正要物识一个人来完成县里布置的任务——绘制全公社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现状图和规划图。我在船上画画引起了他的注意，他从其他农民那里打听了我所在的大队，记下了。大概过了不到一个月，大队领导通知我到公社报到，没有说原因。到了公社，我才知道，那位有心人——机电站站长王阿狗后来向公社领导汇报了他的想法——“能画画的人一定会画地图，把他借到公社来吧。”于是我就成了公社机电站的临时工作人员，前后大概有一年多时间。

那时画的农田水利地图是不太规范的，土法上马。方法很简单：采用县里发下来的地形图蓝晒图（上面只有河湖、道路和居民地三种要素），按“九宫格”原理放大，然后到田间去，拉皮尺量距离和大致定个方位，把圩、田埂、灌排渠道、抽水站等的位置“填充”进去，这就是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现状图了。在此基础上再把水利规划要素“添”上去，就成了另一幅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规划图。一个公社的全图拼起来要3张全开纸那么大，用很厚的铅画纸作底，用水粉颜料调成彩色墨汁画河流、居民地轮廓、水渠，农田则用色块普染，用的是照相颜料（那时常用于黑白照片添色彩的一种透明颜料）。

这在我倒不是太难，我的“地图”色彩用得很漂亮，也会写美术字，所以得到了公社领导的赞许。而我，能从每天劳动强度很大的田间劳动“逃避”到室内绘图为主，工分照挣，又蛮有成就感，真的惬意死了。1975年，我从农村抽调到省测绘局当工人，不到一个月，我又中了一次“小奖”：国家测绘局委托武汉测绘学院举办航空摄影测量（外业）进修班，每省选送两名青年工人，入学条件为高中毕业加五年测量实践经验。但当时我局刚刚筹建，已招的年轻职工（学徒工）中无一人同时具备两个条件，只好降低要求选拔。不知是哪位领导或老师从我的招工登记表中看到了我填写在备注栏里的说明：“插队时画过公社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现状图和规划图，爱好测绘、热爱测绘”。于是，我很幸运地被选送武汉测绘学院进修一年。到武汉测绘学院学习是我真正学习测绘科技的开始。在那一年我学习了航空摄影测量基础知识，还到河南平顶山地区进行了外业测量实习。除了专业学习外，还学习了微积分等数学知识。那时武汉测绘学院的教材都是油印的，我买了很多。期间，还认识了在军事测绘部门工作的两位老师，托他们买了很多总参测绘局编写的铅印专业教材，大地测量学、制图学、航空摄影测量学、工程测量学等我都买了。后来，我几乎把这些书都自学了一遍，这对我后来的技术进步帮助很大，使我不那么局限于用单个专业分支的眼光来看测绘的应用。

武汉测绘学院学习一年结业后，我又回到本单位——浙江省外业测绘大队二中队，从最基础的测绘工作做起，调绘、控制测量，样样都做。幸运的是，我当时所在的中队领导很关心我的业务知识和能力培养，他们让我给和我同时到单位参加工作的“战友”（那时都这么叫）作技术辅导，当“小老师”（实际上我那时对专业知识的掌握还只懂点皮毛）。有一次还派我单独一人代表本中队去兄弟中队“交涉”业务争议（主要涉及双方图幅接边中的互不让步问题）。正是这些领导、老师的帮助、支持和信任使我得到更多的锻炼机会，我至今感恩不尽。

后来，我又从中队调到大队质检科，主要工作是检查和验收各中队的生产成果，有几次还参加局质量大检查组到别的单位去检查成果质量。

在外业测绘大队工作的第五年，有一次，我上山检查测绘成果时，突然身体不适，是同事半扶半背着我下山的；不久，杭州市中医院（单位的特约劳保医院）又检查出我患有心肌炎，诊断为“心动过速、T波改变”，坚持要我住院。妻子很担心我的身体，想让我回内业来，并去找了我的科长。科长安慰说：不要急，组织上会照顾的。那时，外业职工要求到内业来工作，就像就是火线上的“逃兵”，并不敢十分要求的。

1979年，按照国家测绘局的统一部署，浙江省测绘局组建了“华东七省市航测外业培训队”，我原来的中队长调培训队去当队长了，他欢迎我去培训队工作。于是我在培训队教了六年书。在这六年里，我想教得好些，备课很用心，找各种版本专业教科书来备课，因而我的专业理论基础得到较大提高。

1985年，我参加武汉测绘学院举办的“数理统计在测绘上的应用学习班”，主讲是陶本藻老师。学习结束回到杭州后曾向全局工程师以上的技术干部作了一次汇报演讲。而我那时仍是一名工人，什么技术职称也没有。工程师们静静地听我讲，课间休息时还给予我赞许和鼓励，他们的这种胸怀，这种气度，我至今十分感激并怀念。

后来，我迷上了“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曾到杭州师范学院数学系旁听《概率论》和《随机过程》等课程，并和日校生一起参加考试；后来进而对“全面质量管理在测绘上的应用”产生兴趣，作过一些探讨。

到1986年，因生源减少，培训队撤销了，教师和员工被分散安置到局机关和局属有关单位，我被调局科研教育处从事测绘科技情报工作。

科技情报工作有个好处，与科技文献资料打交道多，与全国测绘学术界资深专家接触多。全国测绘科技情报网的许多老师，外语好，也懂测绘，曾经给予我很多帮助，当然还包括本局的一些前辈。我比较早地在《测绘译丛》、《测绘科技通讯》上发表译文，是他们帮我做的校译。使我特别感动的是，尽管这些前辈的知识远远在我之上，但他们总是非常爱护我、提携我，并给我以鼓励。

1990年同济大学函授本科毕业后，我从局科研教育处调省测绘资料档案馆工作，主要是给当时的馆长做业务上的助手。这期间，我结合工作，学习了科技档案管理学，参与了国家测绘局组织的《测绘科技档案管理系列标准》的编制。

1997年，局撤销原局服务站建制，组建浙江省地理信息中心，我被调去那里工作。在此期间，我重操旧业，给新职工业务培训讲过多堂专业课。

2005年根据局的安排，我离开省地理信息中心回局机关工作，先后在主管生产技术、测绘成果的处室和省地理空间信息协调委员会工作过。在此期间，我觉得使我在业务上有进一步提高的，主要是在基础地理信息更新技术方法和地理信息共建共享技术方法等方面的实践和思考，也因此写过几篇文章发表。我的文章都是在业余时间写的，花了很多时间，妻子为我所谓的“笔耕”作出了很多牺牲。虽然她1975年和我同时到省测绘局工作，在当时也是我局这一代青年工人中的优秀者之一，本来也可以去读个业余大学，评个工程师什么的，而她默默地抚养孩子，承担了家里所有的家务，我也没有主动为她的前途去做什么努力，这是我始终感到亏欠的。

从知青到测绘工人，从测绘工人到所谓的测绘科技专家，从业以来始终与测绘相伴。

无法说清楚选对了“测绘”还是入错了门，因为那个时代没有自己的选择，“干一行爱一行”是我们那一代的座右铭。在不离不弃中，我慢慢形成对测绘的理解、对测绘的喜欢和对测绘的情感。